郭宗華：天然氣發展與改革困境的根源在于市場化
一、由天然氣增速回落談起
根據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9年我國天然氣消費同比增長8.6%，重回2016年的個位數（6.6%），而這個數字2017年是14.8%，2018年是17.5%，可稱得上“腰斬”。從2017年冬天的氣荒到今，正是天然氣的上游開采、引進和基礎設施大力建設的兩年，如調峰站、地下儲氣庫、接收站、頁巖氣開采、中俄管線運行等，以及下游市場大力開拓的兩年，如村村通、工業煤改氣、分布式能源等。也正是天然氣產業努力改革的兩年，如國家管網公司的成立和各省網的相繼成立及重組等，如陜西、廣東、浙江、廣西等省網。天然氣行業剛剛在一條康莊大道上啟程，消費市場的這個數據卻使它的前景蒙上陰影。
這一切的原因在何處？是天然氣消費市場基本飽和？依據減煤控油增氣的能源政策，目前天然氣能替代的是散煤和交通工具用柴油。可簡單推算散煤、油的替代量。根據《中國散煤治理報告（2017）》（清華大學）民用散煤、工業小窯爐、小型鍋爐三者合計每年散煤用量在7.5億噸左右。估計目前仍有75%未替代，折合天然氣4500億方；根據《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規劃（2017-2021）》（國家發改委等10部門）推算，其中散煤約2億噸，估計仍有80%未替代，折合天然氣1280億方。這是其一，即散煤的替代，其二是油的替代。在煤改氣的環境效益初見成效后移動源污染源成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如北京環境保護檢測中心2018年5月的報告分析，移動源對PM2.5的貢獻是45%。另，航運發達的沿海城市深圳和香港環保部門2015年各有一份大氣環境監測數據，均認為船舶排放對空氣中的SO2貢獻率為59%。近幾年各大中城市紛紛禁止柴油車入城，LNG重卡去年銷售量10多萬輛，全國目前約有70余萬輛LNG重卡。交通部門也在整治內河航運污染，推廣LNG貨運船舶，內河已有300艘LNG貨運船舶注冊。如果交通污染治理政策能持續加強，筆者估計5年之內車船用氣年可達350億方。中國天然氣約有6130億方左右的發展空間，即使按50%計算，約有3065億方左右。這還不包括天然氣發電的增量，天然氣發電也是天然氣的主要用途之一，在南方無煤省份可適當建設天然氣調峰電廠。
一邊是如火如荼的建設以及隨之而來的供大于求的局面，一邊卻是萎靡不振日漸式微的消費市場。春江水暖鴨先知，秋江水涼人未知，此時發聲，不希望有關專家得出不合適結論。如2015年的“經濟新常態，天然氣多了，要從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等。近日發改委發出調價通知，上游和各省積極響應，但對市場刺激不大，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從政策層面討論。同時也希望行業人士勿悲觀看問題，天然氣前景仍光明，只是需要大家攜手努力，撥云見日。
二、國家管網與“管住中間”關系探討
約在5、6年之前，中央關于電力與油氣改革提出了“放開兩頭，管住中間”的目標。近幾年也有零星區塊由非油氣企業中標開采，但上游仍是3~4家國有油企一統天下。油氣田從勘探開采到規模化生產是一個高投入、長周期的投資領域，放開上游必定有一個過程。而下游城網30年前地方政府已授予特許經營權，一些工業園區、鄉鎮給了一些新入行的企業，城市主城區的經營主體巋然不動，放開下游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目前的放開兩頭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空放。“管住中間”從國家管網公司初步公開的運行機制來看也十分渺茫，國家管網公司的定位是只管運輸，不賺差價，不管銷售。有人貼切的形容為“搬運工”，“搬運工”唯一能管的是搬運費（當然公平開放，互聯互通的作用不可磨滅），類似于重慶火車站的棒棒軍。這種運行機制可能給自身帶來不少麻煩，例如供大于需時該給誰搬不該給誰搬。自然而然又出來一個“管容”分配和“管容”交易問題。天然氣交易由用戶去拍，管容交易由供方所拍，兩拍結果如不一致又該如何運作？管容交易當然是出價高者優先摘牌，這些費用最終無疑要轉嫁給用戶，與國家管網公司成立的初衷—平抑管輸費的目標相背，放開兩頭可能抵消了國網帶來的紅利。還有多長時間拍賣一次？頻繁的氣價交易和管容交易將給上游、下游、用戶帶來無盡的煩惱，上游、下游、用戶連續生產、穩定供應才有效益。如此這般折騰誰還敢用氣，就是握有主動權的上游在淡季安排生產時也要三思而行。誰還愿意在國網開口，開口有用嗎？還有每年讓官員和百姓高度緊張的冬季保供，誰來分配指標誰來有效調度，是依靠交易拍賣嗎？
全國人民翹首以盼的國家管網公司尚未正式運作，卻使人感覺到險象環生，出師不利。隨之不能不進一步發問：暫不論兩頭是否放開，僅靠一個能管住運費的“搬運工”就說“管住了中間”？這是不是有些滑稽？國家管網公司掛牌之際，某些高層智囊團專家宣稱這是根本性的改革，請問到底從根本上改變了什么？如此改革，還不如當初管好油企，協調好油企之間的關系更好一些。
筆者認為根據“管住中間”的政策原則，國家管網應像糧食緊張時期的中央糧庫，統一氣價、統一運費、合理分配、有序調度。
三、市場化是行業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
天然氣發展短短的兩年時間從爆發式增長到平靜如水，個中原因值得回味。2017年的氣荒事件使環保部門承受了不該承受的壓力，導致環保政策一路弱化，從煤改氣轉為煤改電，再到直接“宜煤”。沒有了環保政策的保駕護航，增量氣、非居用氣的價格偏高，冬季供應又無法保證，天然氣消費市場自然衰落到這般境地。非居用氣約占整個消費量的76%，非居用氣發展放緩，行業問題凸顯。
價格市場化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硬性條件，包括主體多元化和供量大于需求。二是軟性條件，即“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則。目前不具硬性條件，更談不上公平自愿的原則。在市場化條件尚不具備的現實下，強行推廣天然氣交易，只能推高價格。而價格是一把雙刃劍，從而制約整個行業的發展。
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完全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取得的巨大經濟成果皆源于制度的優勢。近幾年來美國惡意宣揚中國威脅論，處處打壓我國。美國并非不清楚我國當今的科技、經濟、軍事實力仍與其有較大的差距，而是中國制度保障的發展勢頭使他們恐懼。制度優勢這塊尚方寶劍被別人攻擊不足為奇，稱奇的是我們自己的一些經濟學家不斷地鈍化，甚至想丟掉。成龍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國人是需要管的”，沿之而用，“中國的事情是需要人管的，中國的國計民生事情更需要人管的”。這些事情在資本主義國家同樣需要政府管理、監管。例如美國為天然氣事業制定的法規最多，對天然氣井口氣的價格管制長達44余年。更重要的是此期間加大上游開采，建設洲際管道，培育下游市場，完善交易法則等，做足了功課才全面放開。有人宣揚政府管制價格就是倒退，市場經濟就應由市場決定資源，但他們忘了天然氣因經濟性的原因，消費市場的繁榮實際上是環保政策的功勞，并不建立在公平自愿的交易基礎上。某些主管官員也認為資源稀缺難以管理，通過市場交易免除政府責任。這是一種懶政行為，圖省事不見得能省事。近期有人將天然氣消費市場的衰落歸結于疫情和經濟低迷，其實2019年的增速與疫情沒有任何關系。要說疫情影響只能算在2020年的賬上。天然氣增速和經濟增速有一定的關聯性，但在我國因為環保問題關聯不是太大。2017、2018兩年我國的經濟增速一直在7%以下徘徊，天然氣增速卻是經濟增速的兩倍以上。天然氣增速回落是環保政策減弱，氣價偏高，不保證供應的原因。
“放開兩頭，管住中間”的改革政策主要是指市場準入，并非放開價格和資源分配。退一步進百步，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并非政府要長期主導。今天從不成熟的市場化后退一步是為了明天更好的全面退出，“放開兩頭，管住中間”的改革目標正確，更重要的是作業程序要正確。
四、政府管制與行業融合發展
能源行業混亂的原因在于體制不順。我國目前的行政體制是國資委管油企，發改委管能源，一個要保值增值，一個要保供和諧，不對稱的管理是問題的根源。筆者曾不止一次在官媒上呼吁成立“大而統”的能源部，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管理部門，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我國的清潔能源事業注定步履艱難。
政府管理首要任務是管制價格，價格管制不光是抑制價格，在供大于需時也要防止惡性競爭，使企業保持一定合理的利潤，避免整個行業大滑坡。天然氣行業的價格管理必須設置聯動機制，在行業不景氣的時候上、中、下游和消費者應共克難關。
天然氣是我國現實情況下的主體清潔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在經濟低迷時期尤顯作用重要。天然氣的總體發展戰略格局要大，格調要高，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高度看問題，不僅要看到它的綠色作用，還要看到它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造血作用。站在產業鏈的上、中、下游角度，要從長遠利益看待問題，不是靠價格獲取利益，而是靠規模獲得效益。如前說述，天然氣發展空間約有3065億方，平均每年增長500億方，整個行業將是一派興旺景象。疫情給我們上了一課“活著真好”，將這句話套用企業生存同樣適用，利潤豐厚的時代已不復返，微利、平穩發展是以后的經營之道。
天然氣產業鏈上的上、中、下游，還有一個融合發展的問題，產業鏈上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包容、融合發展是硬道理。當然經濟活動中難免有些分配不公之事隨時發生，政府應該當好裁判，監管監督機制必須健全。
來源：陜西省燃氣設計院
